百年征程名家谈(六) 从建党百年视域看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三)

时间:2021-04-12

作者:石仲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上一期,我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顾了统一国家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几大举措,使新中国的站起来有了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今天为您带来本篇的第三部分:抗美援朝战争奠定的国家安全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安全基础

新中国能够站起来而不倒,还因为结束了旧中国屡受外国欺凌侵略的屈辱历史,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武装挑衅,稳固的国防使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有了绝对保障。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经受现代战争的洗礼,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地站起来了。

(一)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一场战争

对于一生征战的毛泽东来说,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最难下决心打的一场战争。因为这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诸多考虑,又受朝、美等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就中国当时的情况而言,经济刚刚开始恢复,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人民政权没有完全巩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面对的美国则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就综合国力而言,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中国仅100亿美元。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敌我力量如此悬殊,出兵参战,能否打赢?国内经济建设还能否进行?这些是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军情紧急,压力巨大,再加上国际环境和朝鲜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出兵决策,这就出现了艰难决策的“长考百日、三波两折”。

所谓“长考百日”,即从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备出兵到10月中旬决定入朝作战,经历了103天的反复考量和权衡。“三波两折”,发生在最后决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第一个波折在10月2—3日。毛泽东对出兵问题有个底线:敌军是否越过三八线。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斯大林致电望中国立即派出军队支援朝鲜,金日成紧急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请求。2日,毛泽东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入朝作战,并拟好致斯大林的回电。但在3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时,与会者多数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听取了多数人意见,将不出兵的意见转告苏朝方面。第二个波折是在10月4—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让与会者发表意见,权衡出兵利弊后,5日下午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决定派周恩来等去苏联同斯大林会谈。11日,周恩来同斯大林会谈,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援朝的考量,提出只要苏联同意出动空军给予空中掩护,中国就可以出兵。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待两个月后才能出动空军支援志愿军的作战。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兵团各部不要出动。第三个波折是在10月13—18日。毛泽东1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是否出兵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派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当晚,毛泽东将这个决定电告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说明我军出动“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周恩来返京后,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出兵入朝作战的最后决定,同时作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

(二)空前残酷军事较量的五次战役

志愿军入朝后,10月25日与敌军遭遇,取得初战胜利。故这一天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第一次战役历时十多天,歼灭“联合国军”1.5万余人,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打败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历史记录,并将敌军从逼近鸭绿江赶回至清川江,使朝鲜摆脱了绝境。第二次战役是场恶战。敌人调集22万军队、1200余架飞机,声称在圣诞节前占领全朝鲜后班师回国。志愿军第一线部队9个军约40万人,采取诱其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战术。11月下旬,我西线各军发起大规模反击,各部队穿插运动、分割包围在清川江北企图南逃的美军数万人。我38军113师一夜疾驰,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紧紧地挡住突围之敌和北援之敌的两面进攻,以血肉之躯坚持50多个小时,使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到一公里却不能会合,为战役大胜奠定了基础。在东线,第9兵团向进犯长津湖之敌发起突然攻击,冒着零下近30度严寒与敌人连续战斗,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沿海港口。12月6日,中朝军队收复平壤,逼近三八线。这次战役历时一个月,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基本收复朝鲜全部领土。第三次战役是在我军严重减员、冒着狂风暴雪、极度严寒与忍饥挨饿的不利情况下进行的。经过连续八昼夜追击,将战线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下旬开始,双方各投入兵力20多万,历时近三个月,我军歼敌7.8万余人,超过前三次战役歼敌人数总和。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后打的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仗。双方投入兵力都在百万之众。就其战争规模和激烈程度言,丝毫不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我军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将“联合国军”打回到三八线,迫使美国当局认识到要想吞并朝鲜是根本不可能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Omar Bradley)在1951年5月发表了一段著名言论:采取这样一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40页。]。进攻共产党中国,“不会使中国屈服”[[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37页。]。这种状况迫使美国当局调整了朝鲜战争政策,使其认识到只有坐下来谈判才是结束战争的出路。

(三)异常艰难的两年停战谈判斗争

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拉开序幕,谈判地点先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后移至板门店。为时两年的谈判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JP+1〗在这五项议程谈判期间,还打了四次大仗。两年谈判全过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作为统领停战谈判总设计师的超人谋略。这里着重阐述有代表性的边谈边打的三次谈判。

第一,关于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的博弈与粉碎敌人的夏秋攻势。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谈判是双方的第一个实质性谈判。从1951年7月27日始,谈了整四个月。我方最初提出的方案是以三八线为界,南北各划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地区。随后又主动作出调整,提出新方案:以三八线为双方军事分界线的基线建立非军事区,依地形便利,就双方军事形势划一条线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南北地区大致相等,作为军事分界线。然而,美方代表企图攫取我军占有的数百平方公里土地,并蛮横地以武力相威胁。由此,双方在谈判桌上的博弈转变为战场上的搏杀。8—10月,中朝军队先后粉碎敌人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歼敌15.7万余人。美军只好回到谈判桌前继续讨论。1951年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基本上在我方新方案基础上达成军事分界线议程的协议。

第二,关于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战和战俘遣返问题的艰难谈判。战俘问题谈判是所有谈判中最艰难的。讨论的核心内容是遣返原则和遣返数量。美方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在谈判过程中,还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对此,我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开展反细菌战斗争。1952年初,美军从三八线北撤时就对朝鲜北方和中国部分地区实施细菌战。中共中央一方面动员全国人民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向全世界揭露美军灭绝人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在全国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为新中国卫生事业打下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就是,进行抗议对中朝战俘残酷迫害的斗争。美方置《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全部遣返”原则不顾,坚持“一对一”的交换,进行“自愿遣返”。这与我方根据《日内瓦公约》提出的“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南辕北辙,遭到我方坚决驳斥。并且,美国当局对朝中被俘人员使用威胁利诱、酷刑等各种手段进行所谓“甄别”。这种罪恶行径遭到我被俘人员的强烈反抗。1952年2月和5月发生了两起美军残酷迫害我被俘人员的严重事件,我方向全世界进行了揭露,并且严厉驳斥美方企图离间中朝两国的遣俘方案,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

第三,关于上甘岭战役的较量和旷日持久谈判的结束。美军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我军坚决反击。从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在这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敌人动用一切现代化军事手段,投入4万余人、300多门火炮、近200辆坦克、3000余架次飞机,轮番进攻和轰炸志愿军阵地。我志愿军坚守的两个高地遭受近20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的蹂躏,土石被炸掉1至2米,成为一片焦土。我军投入4万余人,用近500门炮发射了35万余发炮弹。外电评论,此战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罕见,是中国军队炮火最强大最猛烈的一次。这次战役持续43天,我军以伤亡1.1万余人的代价胜利击退敌军近700次冲击,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近300架。

美帝国主义者在战场上打不赢,只好又回到谈判桌上来。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韦恩·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分别在《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等文件上签字。历时三年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与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共歼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6万余人。敌我伤亡损失比为1.7∶1。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人民币(相当于当时25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克拉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和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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