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征程名家谈(二)| 李忠杰:从甲申之祭到窑洞天问

时间:2021-03-16

作者:中国纪检监察报 李忠杰 

如何认识权力,正确运用权力,并且不被权力所腐蚀?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要掌握政权,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当历史的契机一步步逼近时,如何认识这个权力、掌握这个权力、正确运用这个权力,并且不被这个权力所腐蚀,便日益成为一个历史的“天问”,突出地摆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

首先遇到的是甲申之祭问题。

1943年3月,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说道,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以此影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反击。

1944年,正好是清军入关、明朝灭亡300周年。南方局约请郭沫若等人撰写反击文章。郭沫若认真搜集资料,写出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3月10日,文稿交董必武审阅。董必武极为赞赏,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发表。3月19日至22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全文。

文章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明王朝统治的极端专制和腐败,又遇上所谓的“流寇”和“外族”的侵略,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灭亡的主因是明朝王室政治的腐败。文章还以较多笔墨总结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后,把明朝的专制与腐败接受过来,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很快自陷绝境,使刚建立几十天的大顺王朝彻底垮台的教训。

文章触动了国民党的神经。两天之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组织进行围攻。

由于郭沫若的文章揭示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盛转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连连称赞是好文章。中共中央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材料。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对延安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加长篇按语。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并印成单行本下发各单位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等,感谢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强调:“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政党都在考虑,不同的人们都在关注。

1945年7月1日至4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访问的感想。黄炎培随即作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为何呢?黄炎培概括:“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那么延安呢?黄炎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自信地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有人称它为“延安窑洞对”。在我看来,称其为“天问”更为确切。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深刻了。既是苍天在问,又是直问苍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视野、大智慧、大思路、大战略。

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时,及时向自己提出了警示。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还作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

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作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

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向全党作出了新的警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提起历史周期率问题。如何避免这个周期率,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努力,以更大的智慧作出更好的回答。